這樣子看來，因為尤金的攝影作品，非僅僅存在攝影者的觀點，而是進一步將拍照者對整個社會的事件化，融入系列性的報導中，具體而微地表現人在物質環境的構造面下，呈現出來的具體關係與面貌。
隨著他繼續破壞我們的民主，人們會開始對民主是否能順利運作產生懷疑。即使自己的政治生涯危如累卵，自許為憲法捍衛者的麗茲說，「這無關政策，這無關黨派，這只關乎我們做為美國人的職責，保持沉默和無視謊言只會讓騙子更加大膽。
上週川普發表了一項聲明，稱「從今天開始，2020年舞弊的總統大選將被稱為大謊言。」該報導也稱，威斯康辛州的5位共和黨眾議員中有4位都將投票撤除麗茲的職位。當共和黨其他人沉默以對、棄法治於不顧，甚至加入前總統川普的隊伍，破壞我們的民主政權時，我不會置身事外。史卡利斯說：「這無關對錯，而是我們應該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議程，和考慮如何阻止拜登（Joe Biden）政府的議程，而不是花費心力製造黨內矛盾。但是，麗茲雖然在眾議院共和黨團中逐漸失去聲望，但她反而在共和黨的反川普陣營中取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她全國的知名度逐漸上升，為選舉募得的季政治獻金創下個人新高，2021年第一季她就募得了150萬美元
編譯：吳宗宜 反川議員遭共和黨抵制 共和黨的前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的女兒、現任眾議院議員麗茲・錢尼（Liz Cheney）在5月11日於懷俄明州舉辦的晚會上，發表長達4分鐘的演講，對共和黨領導高層進行猛烈抨擊，指控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港譯「特朗普」）與其支持者正在破壞美國民主（undermine our democracy）。麗茲眼下最急迫的問題是，當她不再是共和黨領導團隊的一份子，她領導的反川普陣營是否還能保有影響力， 一位共和黨內部人士告訴《CNN》，2月份還支持麗茲的眾議院議員，如威斯康辛州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等人都已開始轉變立場進而抨擊她。這樣一位學養俱優，文筆又優美流暢的人物，他的文章和出版的書自然受到市場歡迎，成為暢銷書也是可想而知的，對於讀者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當然有必要認真看待。
如克魯曼所言，本書是由其報紙專欄文章集結，整理並予以增刪、修潤而成，全書以主題分類共有十八章，從「拯救社會安全計畫」一直到最後的「有關經濟的想法」。他也認為通膨不會發生，而發動戰爭讓政府支出大增也是解決蕭條、需求不足的方法。克魯曼相信凱因斯經濟政策有效解決問題，於是在歐巴馬主政近四年，美國經濟不但沒從金融海嘯的泥淖中走出來，所得分配還更不平均，失業率一再上飆，經濟衰退成為二○一二年美國總統大選前歐巴馬的連任罩門時，出版了《克魯曼觀點：拚有感經濟》（End This Depression Now!）這本被稱為「通俗版《一般理論》」的著作，提出比凱因斯政策更強的藥方來化解難題。聳人聽聞的「殭屍經濟」 為了一抒鬱悶，克魯曼就將他在該段期間的政策建言整理成本書出版，公諸大眾，讓讀者公評，為他討回公道。
而二○一一年對經濟學教授的一項調查，克魯曼還被稱為六十歲以下最受喜愛的經濟學家呢。通俗版《一般理論》 該書將當時的蕭條情境以實際數字和優美的文字陳述，再以凱因斯的「短期」、「非常時期」、「流動性陷阱」作為理論基礎，導引出「政府支出創造有效需求」來解決棘手的失業和蕭條問題。
之所以特別強調「克拉克獎章」，是因為得獎者就是經濟學術研究在當年被認為最傑出的美國經濟學家，而該獎自一九四九年開始，每兩年一次頒給一位四十歲以下的經濟學者，表彰他「對於經濟思想和知識有卓越的貢獻」，若找不到合適者還會從缺呢。克魯曼真的是氣壞了，他將反對者稱為「殭屍」，認為他不只是對牛彈琴，簡直是與毫無知覺的屍體論辯。十七年後再榮獲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更加證明其學術成就持續且更被高度肯定。《財星》雜誌更曾喻其為「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
提出「政府應創造有效需求」來消弭「大過剩」，讓失業降低，使經濟復甦。他的文筆優美又有創意，克拉克獎評審委員會認為足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金遜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一般優美」。他認為短期不救將降低長期產能，而失業也加深美國人內在生命的創傷，而長期失業者自尊受打擊極具破壞性，焦慮症與憂鬱症也出現，因而非以「非常手段」化解不可，而簡單無害的「政府支出大量增加」是最佳藥方。克魯曼甚至認為國債不必還，而房貸契約也可打消，將「以債養債」換為「以債療債」，也就是 說繼續舉債是正確的，對於當時各國政府「印鈔救市」、「振興經濟方案」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為「力道、強度、規模」不夠大，他指責歐巴馬魄力不夠、太妥協。
雖然克魯曼已經著作等身，但其新書應該也會成為暢銷書，不能等閒視之。克魯曼自認二○○八年危機後的五年左右，是他最好、也是最壞的時期
離這標準太遠的人，在村裡，不免淪為二等文化公民。但他們就是用指甲死死的掐著，能撐多久算多久。
一九一九年，德國魯爾區（Ruhr）積極好戰的煤礦工人與鐵廠工人，堪稱最具革命性質的無產階級，也是列寧最寄予厚望的革命急先鋒，就是最好的例子。最難堪的羞辱就是失去最後的獨立象徵，連蓋間茅屋的立錐之地都沒有。純粹用經濟的邏輯去推算，不難發現他們應該找得到比繼承祖產，更有利潤的生產方式，至不濟搬進城裡，日子也好過得多。絕大多數人無力實現夢想，但希望始終倔強，卻也指出背後蘊藏的力量，不容小覷。既沒有地，也租不起田的農民，只好當地主的佃農，但苦戰到最後，怎麼也不肯改行，只求在村落裡，有塊地蓋間小屋子棲身，再苦也甘之如飴。我的生活經驗與有關農民社會的閱讀使我深信：在邊緣討生活的小產業主，死守一畝三分地的決心，絕對不容輕忽。
土地改革之後，繼之以農業集體化，不免引發絕大多數農民的反抗，認為當權者背叛他們的期待。對農民而言，自理、獨立，乃至於社會地位的差異是很重要的。
號召農民加入革命最有效的口號始終是形式各異的「耕者有其田」。我始終覺得，在許多社會中，都找得到這種炙熱的渴望——擁有一小塊自己的土地、一棟自己的房子、開一家自己的店——有利於鞏固獨立行動、自治與安全的邊界。
夢想背後有個統一的主題：擺脫嚴密的監控、工作時間自主。問他們有什麼心願，其實相當平實：想要多一點薪水、短點工作時數、多點休息時間，實在稱不上是什麼非分之想。
小自耕農就是跟佃農不一樣，不指望著別人給他一塊地種。一九一七年，被奧匈帝國擊潰的徵兵戰敗返鄉，使俄羅斯農民革命升溫，參與爭奪土地的行列。在國家或者鄰居眼裡，也會因為持有這麼點財產，而得以維繫尊嚴、立場與榮譽。另一邊是大量的小產業持有者，在理論以及多數時候，擁有成家的權利，包括持有與繼承土地、組織行會、選出地方頭人以及向統治者請願。
過去幾十年，美國的民意調查裡總是問工人一個標準的問題：跟在工廠做工相比，他們更喜歡怎樣的工作？ 想開家店鋪、餐廳，或者有個自己的農場，比例高得驚人。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在國家體制外生活，擁有多麼漫長的歷史。
他們與國家緊密相繫，並深信自由的價值。國家約略是在五千年前被「發明」出來的。
煽動革命最典型的火種，就是糟蹋小資產階級的夢想。小資產階級的美夢也灌輸進了無產階級工人的腦海中。
大革命前的中國，對所謂的「光棍」（流離失所的「剩餘人口」）、沒有土地的勞工來說，中國人民革命軍（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代表能擁有自己的土地、建立（父權）家庭的珍貴機會，取得渴望已久的文化公民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保證自己身後有個風光的葬禮。在湯瑪斯．傑佛遜眼中，獨立的、小規模的屯墾者，能夠促進社會美德，是民主公民的基礎： 土地的開墾者是最珍貴的公民，他們朝氣蓬勃、獨立自主，最具美德。最能彰顯現代特質的大型官僚組織，模型起源自修道院與軍營。在國家疆域中的子民多半是小產業業主（農夫、工匠、店主、小販）。
穩固的「中農」持續保有參與儀式的能力，自然是村中最有影響力的人士，同時也是村民欽羨、競相模仿的楷模。農務工人卑微得多，只能低聲下氣的倚靠鄰居或者親戚的好意，賞他們打工的機會。
西元十七世紀左右，逐漸發展出代表權，根據地位與財產條件授與某些人。細究小資產階級夢想的實質內容，並不是確保收入的抽象計算，而是極度渴望在社群裡享有完整的文化公民權。
但是他們要求社會尊重的各種禮節、獨立支配土地及附屬的文化優越感，卻完全背離了如下兩者的刻板印象：既不像兩眼緊盯著利益、「經濟的」勞動階級，也不像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究其本質，也就是近兩百五十年左右的產品。
